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李双贤 胡冲 长沙报道

在长沙零食王国，经常客串讲解员的谢海心里有一个“烦恼”。

每次有零售行业的专家慕名来参观考察，末了总要给他支招：

货架距离太近了，码货码得也太高，这也成了过道经常“堵人”的“罪魁祸首”。

面对这种来自零售内行的建议，谢海也只能保持微笑，但是私下里，他告诉记者：“因为我们是从零食乐园的逻辑来出发，我们希望的是消费者能感受到关于零食的信息排山倒海一样地涌来的感觉。那么货架呈现出来就应该是一个迷宫墙的形态。”

走几步一转弯，突然出现了一个打卡点，记者实地体验了这种惊喜的感觉。

这种反常识并不是个例。中国休闲消费的核心之一——长沙五一商圈，两条看似相悖的商业逻辑正在同时成立：

一边是密布街头的便利店和奶茶店，将货架密度与库存周转效率算到极致，靠薄利多销跑通万店规模；一边是两个现象级项目主动“反其道而行之”——位于芙蓉区芙蓉广场的零食王国把货架做成迷宫，位于五一商圈腹地的东茅街茶馆8元茶水无限续杯，双双主动放弃单店坪效最优解，却成了全城乃至全国的打卡地标。

当“坪效至上”仍是零售行业的黄金准则，长沙这两个样本为何选择“舍小利得大势”？他们这种做法究竟能不能挣到钱？又能给还在卷山卷海的零售同行们怎样的启示？

不考核坪效的“超级试验场”

1.2万平方米的营业空间里，货架过道远低于传统超市1.5米的行业标准，高峰期常常出现人流拥堵。这是开业4个月的长沙零食王国最受业内争议的细节之一。

记者到访时赶上一个工作日的下雨天，依然阻挡不了游客到零食王国排队打卡的热情，排队入场时长超过一个小时。

工作人员在维护排队秩序。

“每次有零售专家来考察，都会给我们提建议：货架太密、码货太高、动线不合理。”鸣鸣很忙集团公共关系主管谢海坦言，这些批评全都是内行话，但团队从没想过整改——因为从第一天起，这里就不是按照“超市逻辑”设计的。

可能是国内唯一一家设置了“游客中心”的零食店。

作为鸣鸣很忙集团旗下的超级旗舰项目，零食王国自2026年4月开业便拿下“全球最大零食店”吉尼斯纪录，汇聚全球70多个国家的3.5万余款零食，SKU数量是常规量贩门店的近20倍。与传统门店“高效选品、快速周转”的思路不同，它的空间逻辑是“零食迷宫”：用密集的陈列制造“信息排山倒海而来”的沉浸感，用曲折的动线保留转角遇惊喜的探索感，每隔几步便设置一个打卡装置，让逛店本身变成一场游乐。

代价是肉眼可见的坪效折损。量贩零食本就是薄利赛道，行业整体纯利约30%，渠道方仅拿走其中10%。按常规门店标准，1.2万平方米的空间本可承载更多有效陈列、创造更高单店营收。但谢海明确表示：“集团内部从来不对这家店考核坪效。”

不赚单店的钱，赚的是什么？开业首月104.61万人次客流、全网超4.8亿次曝光的数据给出了一种“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另类答案。

对拥有3万家签约门店的鸣鸣很忙而言，零食王国的核心价值不在卖货，而在三大战略功能：其一，品牌高地，用城市地标级的影响力拉升全渠道品牌势能，强化供应链议价权；其二，新品试验场，3.5万SKU的真实消费数据，成为全国门店选品的“前置实验室”，跑通的爆款反向下沉至社区店；其三，产业平台，吸引全球食品品牌入驻展示、首发新品，从“渠道商”向“产业服务商”延伸。

记者通过实地体验后发觉，它更像一个线下的行业展会+城市文旅景点，收银台的存在感反而被大大削弱。零食王国看似牺牲了单店坪效，实则用一个项目撬动了品牌、供应链、产业合作的多重收益，算的是整个集团的大账。

老厂房里的“市民第一客厅”

与零食王国的宏大叙事不同，藏身五一商圈老街巷里的东茅街茶馆，走的是另一条“反效率”路线。

这座由1952年建成的老工业礼堂改造而来的5000平方米空间，保留着斑驳的水泥墙面与砖木结构，手写粉笔价目表上，2元的葱油粑粑、5元的瓜子花生、8元无限续杯的茶水格外醒目。没有最低消费，不限制用餐时长，高峰期哪怕排队也不催客，甚至主动提示“宜拼桌”。

按传统餐饮逻辑，核心商圈的黄金铺面理应追求高翻台率、高客单价，而东茅街茶馆的选择近乎“反商业”。“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把它定义成一家单纯的茶馆，而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公共空间’。”项目负责人、云梦山海合伙人黎江表示，团队翻查长沙地方志时发现，清末民初长沙城曾有两百多家茶馆，本就是市民聊天、听戏、议事的公共场域。项目要做的，是把这种消失的城市生活方式找回来。

项目负责人、云梦山海合伙人黎江在店内接受采访。

这套逻辑的底层是“先有烟火气，再有商业值”。8元的低门槛吸引了大批本地中老年群体，清晨喝茶聊天、中午嗦粉吃饭，构成了稳定的基本盘；真实的市井烟火又天然成为传播素材，吸引年轻人与游客慕名而来，形成“本地人留客、外地人打卡”的自循环流量生态。

据黎江介绍，项目日均客流稳定在1万人次以上，本地居民占比约45%，2025年全年营收超2000万元。

更重要的是，一个茶馆的火热能够带动一整条街的焕新。周边小吃店、文创铺陆续开张；花鼓戏、长沙弹词等非遗演出在这里常态化上演，茶馆成了活态文化传承的载体；全国儒学大会、国际影像展等跨界活动接连落地，公共空间的属性愈发凸显。

在黎江看来，茶馆的盈利从来不是靠抬高客单价，而是靠全时段经营摊薄成本、靠多元收入延伸价值。

“258的定价策略是为了引流，去年茶馆盈利了500万，跑通了单店模型。”

黎江表示：“只要能覆盖成本、维持运营，我们愿意慢一点，让更多人走进来了解长沙文化”。

“舍小利得大势”

一个是零售龙头的品牌高地，一个是文化团队的在地实验，两个赛道完全不同的项目，却踩中了同一条商业逻辑——放弃单店坪效的“小利”，换取城市级、全国级流量、品牌势能与生态价值的“大势”。

这种模式为何诞生在长沙？首先是网红城市的流量底座。

据湖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沈裕谋介绍：长沙过去10年净流入人口100万，其中80%是年轻人，壮大了消费主力军。

作为全国顶流文旅目的地，长沙年接待游客量超2亿人次，五一商圈日均客流数十万计，充足的流量基本盘让“牺牲坪效换体验”成为可能。

谈到体验，消费者走进线下，不再只为买一包零食、喝一杯茶，更为了获得情绪价值、社交场景与文化共鸣。零食王国的“快乐感”、东茅街茶馆的“松弛感”，本质上都是在售卖商品之外的情绪价值。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低成本、无压力的公共社交空间本就是稀缺品，当商业主动承担部分公共功能，反而能收获更强的用户黏性与品牌口碑。

黎江很期待让旗下的茶馆更多的承担公共空间的职能，并且将东茅街茶馆的模式因地制宜后，复制到全国各地去。

但争议从未停止。零食王国的网红热度能持续多久，东茅街茶馆会不会随着游客增多稀释市井底色，开启涨价模式，都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模式的复制门槛极高——它极度依赖城市流量与在地文化，更考验运营者的长期主义耐心，绝非简单抄作业就能跑通。

长沙这两个样本，折射出中国实体商业的新可能。只要真正读懂城市与人的需求，商业空间就不再只是一锤子买卖的交易场，而成为承载城市记忆、连接人与人的公共资产，“舍小利”换来的，终将是更持久的生命力。